虽然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异常复杂，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将民主政治作为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而且将其视为不懈奋斗的目标。
私人权利必须服从国家，每一个人都有私人权利，在市民社会体现出来，但是遇到国家的时候，他必须为国家作出牺牲，这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是每个私人权利的内在目的。公民社会需要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但是公民个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时总是软弱无力的，公民权利要和国家权力对抗就要依靠组织的力量，郭教授将其归纳为社会权力。
中年虽遭遇反右和文革逆境，但矢志不渝。社会权力至少有两种：一种是郭教授所谓的，另一种则是如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国家权力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也发挥其调整社会权力的良性作用。[3]122在这种人权观下的所谓民生建设就难以超越封建时代帝王施仁政行德政的层次。现阶段，人权开始走出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权利。
如权贵资产者集团、贪腐集团以及黑社会组织及其恶性权力，必须严加限制和取缔。郭教授紧紧抓住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以及对国家权力制约这个宪政的核心命题。但是，82年宪法的转型是有限度的，它仍然保留着以大量条款比较集中地从正面规定公共利益的特点。
[40]基于这种司法见解，伯阳教授不无正确地指出：社会福利国家原则并不能赋予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以请求权，如使其起诉国家以要求获得足够的住房，或在需要时候获得物质资助。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民族关系都是事关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求国家允许权利享有者参与与环境有关的决定的权利（程序性权利）。（一）我国历部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在中国宪法学的视界里，宪法主要是民族振兴之法的观念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均毫无例外地浸透着立宪者致力于国家发达与民族崛起的豪迈情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尚未制定法律予以规范的事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4]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反之，认为国家目的具有复合内容的学者也都认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理所当然是国家的最高目的。周鲸文：《国家论》，天津大公报馆中华民国24年版，第24页。[10] 2001年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在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提到：宪法序言，最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宪法的灵魂，同宪法条文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26] 参见陈新民：《宪法学释论》（修正五版），陈新民发行，三民总经销，中华民国九十四年版，第866-868页。
问题不在于是否规定，而在于如何规定才能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协调起来。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条款中出现的‘国家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存在体，它首先指的是国家机关，特别是指政府的功能。[23] 许章润：《国家目的与法律宗旨》，《法制日报》，2006年3月27日第八版。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三个目的中，共同防御亦是为美国人民的自由与福利这个更为根本的目的服务的。在1975年的一项判决中，法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规范内涵的具体表现之一。[33]同理，《总纲》第五条所确立的法治国家原则乃是具有同样性质的条款，它是对国家根本任务所确定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及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要求的具体诠释。
然而，在实践上，该机关很少履行其释宪职责，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大常委会自我进行审查（监督）是否妥当的争论。笔者认为，国家根本任务的根本法地位不能孤立地从其自身予以理解。然而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不是只靠自己就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例如，《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于此，公共利益不是作为基本权利的界限形式而出现，而是以刚性条款形式要求其他利益诉求必须服从之。前苏联1977年宪法序言与我国宪法序言比较相似，用了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在革命、反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丰功伟绩的历史，并且阐述了国家的主要任务。
笔者以为，国家根本任务至少在广义上具有裁判规范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保障这种根本规范不仅是宪法的目的，也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以上这两条原则乃是立国的基本原则，它们是公共利益形成的出发点，德国著名学者黑伯乐（P·H?berle）将之视为国家任务之外的公共利益的内容。
[44]六、结语国家根本任务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之一，以建构中国特色的宪法理论为学术追求的规范宪法学有义务理清其在我国宪法规范秩序内的确切意涵。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行宪法诉讼制度的国家中，法院还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
国家根本任务的客观法性质使其无法成为公民主张宪法权利的直接依据。在这些国家，由哪一个国家机关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内容便成为宪政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虽然是使国家根本任务法制化的最主要的国家机关，但却不是实践国家根本任务的唯一机关。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化既体现了我国宪法与现代化法治理念相契合的一面，同时在一个注重维护整体性国家利益的文化传统里，也面临着因承载过重的民族振兴愿望而被绝对化理解的危险。
我国宪法文本除了统治机构规范和宪法权利规范之外，篇章结构上还存在着数量颇为可观的且在性质上较为独立的第三种类型的规范，即宪法第一章《总纲》包含的众多规范，能否按照西方国家的宪法样式将这种类型的规范划归到统治机构规范或者宪法权利规范之中呢？如前所述，在宪法这种以法的形式表达的国家欲以实现的各种价值的综合体中，既有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相比之下，美国宪法序言十分凝练地表达其制宪目的：即共同防御、自由保障和整体福利。
对于规范宪法学来说，对国家根本任务进行深度解读乃是完成中国宪法体系化作业的必要环节。1978年宪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要求国家保护权利享有者免于第三人侵害环境的权利（保护性权利）。[7] 以美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为典型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于从组织法（分权与制衡）的角度以比较间接的方式，即在国家机构的职权规定中间接地规定国家任务，没有使用国家任务的用语。
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98.[44] 芦部信喜指出，所谓裁判规范，在广义上是指法院审理具体的争诉时，作为裁判基准而使用的法规范。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理解，宪法权利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保障免于公权力干涉的个人自由的范围，它们是公民针对国家的防御性权利。该条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共利益规范与基本权利规范之间的关联性。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出来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在维持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可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的内容重述为：国家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凡此亦必将表见于自己的法制，而且一定要完型为自己的法制。
实现国家根本任务是国家机关所承担的宪法义务，由此义务能否推论出公民的宪法权利、尤其是主观性宪法权利，乃是宪法理论与实践中最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宪法上调整民族关系的规定关乎每个中国公民的利益，其在性质上属于公共利益条款，当属无疑。
韩大元教授曾敏锐地指出：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宪法文本中‘国家地位的实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功能。在展开本文之前，有必要预先对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文本依据作一番简要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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